我一直认为，当今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需要集合多学科予以聚焦分析，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折射出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单一的专业学科很难阐释和解决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复杂问题，因为，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综合性融合性系统性发展已成为总的社会态势和整体格局。这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学者的专业积累、知识更新、研究范式、思维空间等必须与时俱进，在实践—理论的全新框架中深入社会生活现场，去努力寻求自己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创新。最近，我偶然读到电子科技大学谢梅教授的专著《公共文化管理与社会治理》（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欣喜地发现她研究问题的思维坐标、学科交叉和得出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显示出宽阔的学科粘合力和整一的专业聚合力，把公共文化研究推上了一个多学科集束的新平台上，拓展了公共文化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学术边界。

该书共九章，从社会治理的认知、基础、路径、动力、理论反思、实践重构、文化选择以及社会持续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切入与公共文化相关联的文学、教育、新闻媒体、技术、管理等学科领域，使传统意义上分散的各个专业门类一下子就聚集在公共文化研究场域，生发出无数耐人寻味的社会治理问题。这是就公共文化谈公共文化所不能达到的认知境界。谢梅将公共文化管理界定为“政府对从文学到教育，从新闻媒体到科学技术和社会舆论，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到文化产业等文化领域的管理实践行为。”她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审视公共文化，认为文学文化、教育、新闻媒体、科学技术、社会舆论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等看作是社会公共文化管理实践行为的符号。这种学术观察，我以为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作为一本学术新著，我认为该书有以下特点：

注重实践理性，观点鲜活。在谢梅的研究中几乎看不到吊书袋、经院派的影子，她利用寒暑假带领学生一个村一个村的走访调查，一个点一个点的收集资料，为了勘察四川文化遗址景观和各个博物馆运行情况，他们冒着40度的高温，在野外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的考察访谈，连续半个月，又累又热，体弱的女生一个一个地病倒了。正是来自实践的经验、事例、数据，使得谢梅的研究不漂浮不空洞不干涩。比如她通过成都地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需求案例调查，发现图书供给不能满足儿童阅读的需求；针对农村儿童的电影电视以及微视频等公共化产品基本以城市生活为主，农村题材较少，农村儿童主题的作品几乎是空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能满足经济水平较低农村地区中年村民的文化需求，缺乏农业科学技术类的书籍，以帮助他们解决在生产中所遇到的难题，提高生产水平。因此，进行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的供需平衡测度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她对群众文化活动广场、电影放映工程、社区文化专干和文化站工作人员、农家书屋、公共电子阅览室、文艺培训活动、文艺演出活动、体育趣味竞赛平台等的供需平衡作了科学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聚焦治理主干，生发枝蔓。公共文化管理涉及领域众多，谢梅没有泛泛而论，而是从“人”的文化需求本质和公共文化发展走势上将研究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农村文化、博物馆等方面，充分发挥她在电子科大对科技信息非常熟悉的长项，通过技术手段串连起激发公共文化管理的不断创新，体现出思考问题、解决难题、建构社会治理体系的治学策略和方法论意义。比如，她在“增强现实技术与博物馆消费”中认为，增强现实独特的实时交互，以及将环境与信息融合后反馈给观众的功能，增强了展览的参与性和趣味性。增强现实的交互性特点使观众在博物馆的参观和学习中充满互动、好奇，从而构建新的理解并激活潜在的数据。她特别介绍和分析了增强现实技术在展前宣传、定位引导、展览讲解、再现历史原貌、与藏品互动、提升阅读体验、文创产品开发、分享和数据统计等方面国外的经验和她的思考，这种增强现实更多的是一种各种资源的聚合链接，通过硬件与软件两方面的持续创新，使观众与移动终端的互动形式产生难以置信的改变，它借助声音、手势以及其他多种输入方式并结合全新的无缝信息浏览方式，让观众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地感受虚拟空间中模拟的事物，为博物馆的观众带来更为强烈的感受和体验。同时，谢梅把新技术与传媒、舆论、文创、平台等整合起来研究，力图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为公共文化领域拓展学科相互融合的多维空间。这是从技术上切入和突破公共文化问题研究的关键所在，显示出本书的技术含量特色。

突出交叉互渗，力求新说。把公共文化管理纳入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切准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脉搏，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质。因此，研究公共文化管理必须运用现代思维方式，开阔学术视野，在发现、跟踪、破解新问题中，确立自己的学术靶向。这其中，关键在于能够游刃有余地调动多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善于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在交叉融合、互渗共振中曲径通幽别有洞天。这是学术追求的一种境界和价值。谢梅治学的特长在于一个字：“化”。她把文学的“张力”与“工拙”“化”为文化的投射与延伸；把蜀汉三国历史“化”为文博资源转化利用的一般性模式；把人才培养“化”为网络下的组织结构创新；把传媒自组织模式与运营“化”为数字传媒产业；把新技术与社会行为“化”为各类信息方式的集合，等等。她的这种“化”并非无逻辑的跳跃性拼凑，而是通过学科之间的嫁接，逐一推演铺排，在两种甚至多种专业的衔接铆钉中，衍变出一些有趣味的学术看法。比如，她认为通过公共文化管理的文化符号意义的分析，可以发现沉淀在公共文化管理中复杂的人性、心理以及行为要素在管理中发挥的正面与负面作用。每一个文化管理的子系统都是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其实践行为也是社会变迁的直接反映。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看，公共文化管理实践中不同阶段留存下来的差异性记录，恰恰是公共文化管理不同阶段成果的时间符号。时间符号可以展示出公共文化管理的历史意义。这些观点，对我们认识公共文化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着力经世致用，研究务实。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供智慧方案和对策建议，促使科研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人民做学问，为社会作贡献。谢梅走出书斋，从社会需要出发，为解决公共文化管理当中的问题而思考而写作，她的研究接地气，充满人间烟火味，既有学理性，又具操作性，显示出挚爱生活的学术情怀和追求真善美的社会良知。比如，她从“文化生态系统”角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认为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下，产品被大量的复制，由个体创造带来的独特的精神和气质被机器消解掉了，文化内涵被抽空，现代化生产下的产品成为形式的“秀场”，因此生产方式的状况无不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活状态和发展状况。为此，她设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结构模型”，强调围绕非遗传承人，社会组织通过利用和影响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来调整特定形态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而，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化战略管理体系”，其研究具体入微，极富务实操作性。再如，她对四川对外文化交流平台如何建构，提出了加强文化产品输出顶层设计、发展对外网络信息内容产业、提高平台活动内容质量、推进开展对外文化产品贸易、实施全球文化贸易战略等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具体建议。

转载自人民日报文创四川频道

【作者简介】李明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产业事业发展研究智库首席专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